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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子》与“贞观之治”
添加:2018-03-30 11:23:58 更新:2018-08-02 11:23:58 点击: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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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初期的“贞观之治”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清明治世。曾出现了“商旅野次,无复盗贼,囹圄长空,牛马布野,外户不闭,又频致丰稔,斗米三四钱,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,表山东至于沧海,皆不赍粮,取给于路。如山东村落,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,或时有赠遗,此皆古昔未有也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一)的政治局面。然而这一空前的封建盛世同样与《管子》有着不解之缘,是《管子》经世致用的又一典范。 自西汉刘向编定《管子》后的近700年中,没有发现为《管子》做注者,这一社会现象说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确立。然而到了唐代,《管子》书的第一个译注者却是“贞观之治”时重大政策措施、施政方针的重要谋划者和执行者房玄龄(579-648)。宋代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说:“《管子》二十四卷,齐相管夷吾撰,唐房玄龄注。”据《新唐书·房玄龄列传》载,房玄龄是齐州临淄(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)人,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亲信。统一战争中助李世民谋划军事,搜罗文武臣僚,并参与“玄武门之就”,助李世民夺取帝位。唐太宗即位后,房玄龄居宰相之职长达20年,制定律令,选拔人才,“权宠隆极,总朝政……凡粮械飞输,军伍行留,悉裁总之”房玄龄晚年多病,李世民亲自驾临其床前“听卧治事”。从李世民给房玄龄的权力和对房玄龄言听计从的态度不难看出,已被历史证明、堪称清明务实的贞观政略多源于运筹巨擘房玄龄。而房的谋划又多源于他研读最多的经世致用的《管子》。 房玄龄以“首席宰相”的身份注《管子》,起码能够说明“贞治之治”的施政方针有源于《管子》的成份。首先可以说,房玄龄对《管子》的研究是精到深透的,因为不下一番韦编三绝的功夫是很难为其作注的。再者,他为《管子》作注的动机中,必定有把自己在实践中认为行之有效的治国理论介绍给后人的意思。除房玄龄外,贞观时期以铮谏闻名于世的魏征也有一卷颇具史料价值的《管子治要》传于后世。特别是金口玉言的决策者李世民,有些话直接是从《管子》中学来的。如:”国以民为本,人以食为命。若禾黍不登(成熟),则兆庶(百姓)非国家所有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8);“家给人足,本藉于农。纵使瓦砾尽作隋珠,沙石皆为和璧,珍宝满目,何解饥寒”(《册府元龟》卷157)。而且他即位后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,并采取了用免赋役的办法招募农民归业等一系列富民重农措施。可见,《管子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贞观政略的理论来源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有人考证为《管子》作注者是尹知章而不是房玄龄。这一考证观点的真假在此暂且不论,假设这一观点成立,更能说明贞观政略多源于《管子》。因为尹知章生活在“贞观之治”以后的唐高宗至唐玄宗开元初年,这一时期正是贞观政略的继承发展时期,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正是贞观政略的继承延续!尹知章此时注释《管子》,恰好说明正在延续的贞观政略与《管子》密不可分。再者,尹知章是国子博士,身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学博士,本该以探究、教授儒学为本,这种舍其正统思想而尊就“在野”异论的做法,若非“政治思想”有问题,起码是有点不务正业。可见,“尹注”一说若能成立的话,可从一个侧面明显反映出贞观决策层及其继承者们在至高庙堂中为《管子》留出了一席之地。总之,房玄龄也好,尹知章也罢,正是他二人为《管子》作注,才使这部先秦宝典重显于世,并得到了空前重视。 “贞观之治”有多处模仿1300多年前“桓管霸业”的痕迹,有几处甚至出现了历史的“雷同”现象: 一、众望所归弟代兄。 齐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的哥哥公子纠,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。二者都是由于弟弟的德操、能力和智慧超过了哥哥,虽然有“违章操作”和骨肉相残之嫌,却体现了“能者上”的原则,收到了利在当代、功在千秋的社会效果。 二、对头冤家成真君臣。 齐桓公捐弃一箭之仇,任自己的仇人、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相,并尊为“仲父”。唐太宗重用处处想置己于死地的太子李建成的谋臣魏征,并授予谏议大夫和中书舍人之要职,二者可谓历史上无独有偶的“绝对”!“玄武门之变”后,魏征率直地说:“太子若早听我的话,决无今日之祸!”李世民被魏征的坦率、刚烈、忠贞所动,任用他为谏议大夫,经常召他“入卧内”,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。魏征也“喜逢知已”,知无不言,竭尽全力。上述这两对君臣都是相得益彰的明君贤臣。明君不计私怨,以宽广的胸怀为贤臣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,贤臣辅佐明君开创了彪炳千古的业绩!《史记》称“桓公以霸,力合诸侯,一匡天下,管仲之谋也”,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说贞观政绩的取得“皆魏征之力也”。再者说,善于用人、善于纳谏正是“贞观之治”的主要内容之一。 三、“均田分力”与“均田制”。 二者不仅名字差不多,而且有一个基本的相同点:即都是以土地国有为前提的。管仲的“均田分力”是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大变革,“贞观之治”的均田制则是封建制土地国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大变革。须知封建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,在封建制度日臻完善的唐朝实行土地国有前提下的“均田制”,难脱复古嫌疑!而贞观政府在经济上推行“均田制”,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和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,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,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经济有力的补充,是“贞观之治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,“均田分力”与“均田制”在内容上也几近“雷同”:桓管的“均田分力”是一夫各授田百亩”,贞观“均田制”也是“成年男子授田100亩”;“均田分力”是“民20授田,60归田”,“均田制”是“80亩口分田死后归还国家,20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”;与“均田制”相匹配的有“相地而衰征”赋税改革,规定“二岁而税一,上年什取三,中年什取二,下年什取一,岁饥不税”(大匡)轻税制,以减轻农奴负担;与“均田制”相匹配的有轻徭薄赋的“租庸调制”,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谷物2担,叫作“租”,缴纳3尺绢或3尺7寸5布,叫作“调”,在服徭役期限内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,叫作“庸”;《管子》说:无夺民时则百姓富”(小匡),“彼王者不夺农时,故五谷兴丰”(巨承马);贞观“租庸调制”中的“庸”就是特意保证农民生产时间的政策。 四、“海岱间一都会”与“长安百万家”。 “海岱间一都会”出自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“长安百万家”出自韩愈的诗句,分别形容齐都临淄和唐都长安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、最繁荣、最富庶、最文明的城市。尽管长安的繁华程度比临淄高得多,然而二者也有穿越时空隧道的惊人相似之处:桓管时期的临淄城采取“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分业定居”的发展工商业措施;唐都长安也实行了宫殿、衙署、坊(住宅区)、市(商业区)四区分开的建筑模式。“市”内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同一个区域,叫“行”,最繁华时多达200余“行”。桓管时期采取“选天下之豪杰,致天下之精材,来天下之良工”的招贤纳才措施,实施“来天下之人,聚天下之财”的开放政策,出现了“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”兴旺景象;李世民送文成公主入藏,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,派玄奘去天竺取佛经,与日本通使,与波斯、阿拉伯通商,使各族和各国侨民云集长安,贞观时迁入长安的仅突厥族就有1万家,在唐都长安生活的外国人近20万。英国学者威尔斯说:“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,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兼收并蓄而好探索的。”这种开放创新、大胆化夷、兼收并蓄的理念是与《管子》思想核心一脉相承的。 房、尹二人为《管子》作注后,直至700年后的明朝才出现了刘绩的《管子》注本。明清时期,研究《管子》的论著或文章虽然不少,但大多停留在书本和学术研究的层面上,未能明显地进入中央决策阶层视野,因而不可能得以充分经世致用。到了近代,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、历史学家梁启超,在他的《管子评传》中曾给予了管仲“国史上第一流人物”、“中国最大之政治家,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”的高度评价。只可惜戊戌变法胎死腹中,《管子》也就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登台亮相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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