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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《三国演义》仁政思想的悲剧实质
添加:2018-03-30 11:23:57 更新:2018-08-02 14:30:54 点击:68
KEY标签: 刘备在
在古代的中国,儒家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,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。由于这一特质与政治的交融与渗透,“仁政”抑或“王道”曾被正统的儒学思想家们推崇为理想的政治。作为一部“合天理,正彝伦”,“折衷于紫阳《纲目》”(毛宗岗《读三国志法》)的历史小说,“仁政”、“王道”思想,无疑成为《三国演义》思想倾向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“仁政”思想,首先表现为用伦理规范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。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处理上,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“仁慈爱民”、“爱惜军士”。在诸侯并起,战乱纷繁的历史环境中,刘备“所到之处,秋毫无犯”,“并皆存恤”,“广布恩德”。这固然也出于建立统治的需要,但同时又体现了作者民为邦本的思想。在“刘玄德携民渡江”中,面临着曹仁、曹洪十万追兵立至的危险,刘备所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危存亡,而是“若济大事,必以人为本”,“曹军若到,必行不仁,伤害百姓”,毅然携民渡江。正因为刘备“恤军爱民”,故尔得到人民的拥戴。治理新野时,百姓歌颂他说:“新野牧,刘皇叔,自到此,民丰足”。刘备身上所体现出的“恤军爱民”思想,无疑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“仁政”的希望和理想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“仁政”思想,其次表现为用道德规范调整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。在统治集团之间关系的处理上,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“宽仁厚德”,“仁慈宽厚”。吕布在定陶为曹操所败,到徐州投奔刘备。糜竺劝说:“吕布乃虎豹之徒,不可收留,留则伤人”。关、张也谏:“吕布有夺徐州之意。”而刘备则以义为先:“吾以善心待人,人不肯负我”,“他若要徐州,吾当相让”。迎之以礼,待之以诚。在诸侯纷争的历史条件下,刘备的宽厚礼让,不过是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关系的理想化的表现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“仁政”思想,还表现为用道德规范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。在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,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“知人待士”,“心存忠信”,“推诚相信”,温厚待人。这不仅表现为对关羽、张飞誓同生死,患难与共,对诸葛亮、赵云、黄忠、严颜等人也无不推心置腹,赤诚相见。即使是对于降将,也“以仁义相待”。正因为如此,降将严颜、黄忠、魏延、马超等人皆能为其所用。在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,刘备的“仁义相待”,“推诚相信”,只能是“仁政”思想在人际关系上的理想体现。

虽然“仁政”理想是《三国演义》所体现的重要思想,但是,构成“仁政”思想的伦理和政治却是两个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范畴。伦理的本质是为了推行道德规范,强调的是所谓“义”;政治的本质是为了维护某一阶级、集团的利益,注重的是所谓“利”。由于伦理与政治各自特定的本质,决定了这互为对立的二者溶合物的“仁政”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很难成为现实。虽然,孟子在《告子上》中早就提出“舍生而取义”的重“义”思想,朱熹也认为“王霸之辨”的根本区别在于“仁义”与“功利”之间,蒋大器在《三国志通俗演义序》中也强调“君子小人,义与利之间而已”。但在封建社会的政治实践中,对统治者来说,“利”比“义”事实上更具有诱惑力。尽管孟子极力鼓吹“行仁政而王,莫之能御”,把“仁政”的威力说得天花乱坠,无以复加,而齐宣王更感兴趣的则是“齐桓、晋文之事”。超功利的伦理追求,曾普遍地被认为是缺乏政治眼光的“妇人之仁”而受到嘲笑。当然,历代统治者们也曾大力倡导伦理道德,但他们对伦理的倡导并不是为了用道德规范自己,而是用伦理约束被统治者,使社会达到稳定与协调,为他们自己的封建统治服务。于是,伦理成了政治的附庸和手段而被政治化。如果说,历代统治者对伦理的倡导只是为了实现伦理的政治化,那么,“仁政”思想的提出则旨在实现政治的伦理化。“仁政”要求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的时候接受道德的规范,在“仁义”和“政治”之间选择前者而牺牲后者,从而使政治成为伦理的附庸和手段以达到统治的伦理化。伦理和政治在本质上的矛盾很难在事实上达到统一,“正谊不谋利,明道不计功”的古训更难以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,为了“仁义”而放弃“功利”的“仁政”在封建时代自然难以付诸实施。至于出于建立、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,也有统治者摆一下“仁政”的架式以“仁义”点缀一下政治,但本质上仍然是为了“功利”。纵观封建社会的历史,虽然不乏开明之主,但却寡有超出“功利”之外的“仁义”之君。所谓“仁政”、“王道”,仅仅存在于三代以上的美妙传说和儒学大师的书斋之中,从来都未曾迈出这传说和书斋的大门而成为现实!

既然伦理和政治在本质上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,作为《三国演义》“仁政”思想的体现者,刘备在伦理和政治、“仁义”和“功利”的抉择上必然会处于二难境地。作为蜀汉集团的最高统治者,刘备在政治实践中不能不维护蜀汉集团的利益;作为一个“仁君”的典型,刘备在诸侯纷争的时代又必须“躬行仁义”。是牺牲“仁义”成全“功利”,抑或牵就“功利”放弃“仁义”,无疑是刘备在蜀汉政权的建立和统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。刘备在汝南为曹操所败,在“上无片瓦盖顶,下无置锥之地”的情况下,不得已到荆州投奔刘表,暂住区区新野一县。毫无疑问,开创立足之地是建立蜀汉基业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。正值曹操南侵,刘表病危。刘表多次主动让荆州于刘备,诸葛亮也认为:“借此郡以图安身,兵精粮足,可以抗拒曹操也”。“主公不受,祸不远矣”。而刘备表示:“吾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人”,对刘表拱手送来的荆州“力辞不受”。正是因为刘备的仁厚礼让,“不忍作无义之人”,终于导致了荆州之失,刘表死后,其子刘琮将荆州“九郡已献曹操”。伊籍和诸葛亮建议:“以吊丧为名,前赴襄阳,诱刘琮出接就擒之,尽捉诸逆党杀之,则荆州已属使君矣”。而刘备则垂泪回答:“吾兄临危之时,托孤于我。今若背信自济,吾于九泉之下,何颜见吾兄耶?”也是因为刘备诚信仁慈,不忍“背信自济”,才无以抵抗曹军的进攻而退出新野,“败走江陵”直到“败走夏口”。尽管在“仁义”和“功利”之间,刘备执着地选择了前者,但却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。

如果说,刘备义辞荆州是伦理上的成功导致了政治上的失败,那么,张松卖主献图则是政治上的成功导致了伦理上的失败。在“三顾茅庐”中,诸葛亮提出了“先取荆州为本,后取西川建国,以成鼎足之势,然后可图中原”的政治主张,制定了蜀汉集团立国的基本方针。因而,夺取西川作为立国之本就成了刘备势在必行的政治使命。正当此际,张松来到荆州,主动向刘备提出:“明公先取西川为基,然后北图汉中,次取中原”。阐述了诸葛亮在“三顾茅庐”中业已提出的政治主张,并献出西川地图。为坚定刘备的取川决心,了解川中详情,发展蜀汉基业,提供了先决条件。回到西川之后,张松又向刘璋建议:“刘皇叔与主公同宗,加之本人仁慈宽厚,有长者之风。赤壁鏖兵之后,操闻之而胆裂,何况张鲁乎?主公何不遣使赍书以结好之,使为外援,足可以拒曹操、张鲁,蜀中可安矣”。使刘备能够率领五万大军,以北拒张鲁的名义,堂而皇之地开进西川。并作为内应,张松为刘备求取西川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如果着眼于蜀汉集团的政治利益,张松献图无疑促成了刘备政治上的成功。但作者却按照“为臣者,各尽其忠”的伦理原则,毫不客气地把这位本属于刘璋的臣僚斥之为“卖主求荣”。为了蜀汉集团的政治利益,张松付出了惨重的伦理代价。

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无论是伦理上的成功导致政治上的失败,抑或政治上的成功导致伦理上的失败,一方面表明伦理和政治在本质上的对立和难以兼容的事实,而作品对“仁义”的肯定和“功利”的否定,又说明作者是以伦理的眼光观照政治。于是,政治终于成为伦理的附庸而取消了独立存在的价值,伦理则成了政治的主宰而成为评价政治的价值标准。所以,《三国演义》的“仁政”思想,实质上是以伦理内容为核心的政治理想。而理想总是难以代替并战胜现实的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悲剧实质也在这里显露出其端倪。

作为一部悲剧,《三国演义》不仅表现了当时的人对统治者的伦理要求和“仁政”理想,更重要的是,还表现了这种要求的理想的毁灭及其毁灭的过程。诚然,蜀汉悲剧的成因非常复杂,诸如曹操国力的强大,孙吴的地理优势,刘禅的昏庸愚蒙等等,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“王道”政治和“霸道”政治、伦理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悲剧,首先是“仁政”理想的悲剧。“王道”政治既然是理想的政治,那么,“霸道”政治则是现实的政治。正象理想难以战胜现实一样,在封建社会中,“王道”的力量远远不如“霸道”的力量来得那么强大,“王道”的作用远远不如“霸道”来得现实。对统治者来说,“王道”的魅力较之于“霸道”永远显得大为逊色。故尔,鲁迅先生在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中说:“在中国的王道,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,其实却是兄弟,这之前和之后,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,人民之所以讴歌,就为 了希望霸道的减轻,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”。正如庞统在“献策取西川”中所提出,刘备认为是“金石之言”而认可的:“离乱之时,用兵争强,固非一道也。若拘于礼,寸步不可行矣,宜从权变用之。且‘兼弱攻昧’,五伯之常;‘逆取顺守’,古人所贵。……历代以来,多以权变得天下”。在刘备身上,无疑体现了“仁政”理想,但刘备如果一味地坚持“仁政”,恐怕一辈子都将一事无成,“寸步不可行矣”。“离乱之时,用兵争强”的客观局势,常常迫使他不得不暂时“从权变用之”,放弃“仁政”。尽管刘备一再声称,“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事”,对刘表拱手送来的荆州“力辞不受”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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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全文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