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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其不可而为之-诸葛亮的悲剧精神
添加:2018-03-30 11:23:57 更新:2018-08-02 11:23:57 点击: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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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大名垂宇宙,宗臣遗像肃清高。

三分割据纡筹策,万古云霄一羽毛。

伯仲之间见伊吕,指挥若定失萧曹。

运移汉祚终难复,志决身歼军务劳。

——杜甫:《咏怀古迹五首》之五

丘振声同志说: “杜甫对诸葛亮可谓倾心仰慕,一往情深。这在唐代诗人中,找不出第二个。”(《三国演义纵横谈》 )需要补充的是:除了仰慕之外,杜甫的诗中还流露出对于诸葛亮悲剧结局的无限哀惋与惆怅。 “伯仲之间见伊吕,指挥若定失萧曹”,诸葛亮的才干固堪与古代著名贤臣伊尹、吕尚并驾齐驱,而远在汉代开国元勋萧何 、曹参之上,真可谓古今罕有其匹。然而, 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,严峻的事实是:他毕竟没有完成恢复汉室,统一中国的大业,抱憾终身地死去了 !杜甫在思索:这是什么原因呢?“运移汉祚终难复,志决身歼军务劳”,大约就是杜甫的答案。毛宗岗解此二句诗道得好:“此缘汉祚之已改,非军务 之或疏也。运虽移而志则决, ‘身,即所云‘鞠躬’,‘劳即所云‘尽瘁’, ‘歼’ 即所云‘死而后已’, ‘终难复’即所云‘成败利钝,非臣逆睹也’。‘终’字妙,包得前后拜表、六出 祁山,无数心力在内。前解慕其大名不朽,后解惜其大功不成。慕是十分慕,惜是十分惜。” (《三匡演义》一百五回夹批)由对诸葛亮的“十分慕”到“十分惜”,正透露了杜甫对于诸葛亮这 人物的悲剧性的深刻了解。

罗贯中是能够领会杜甫的诗意的。“陨大星汉相归天”一回,写得真是悲壮动人。孔明临终,先对姜维道: “吾本欲竭忠尽力,恢复中原,重兴汉室;奈天意如此,吾旦夕将死。吾平生所 学,已著书二十四篇,计十万四千—百一十二宇,内有八务,七戒、六恐、五惧之法。吾遍观诸将,无人可授,独汝可传我书,切勿轻忽!”又授以连弩之法,且嘱以“阴平之地,切须仔细。 此地虽险峻,久必有失。”继则授马岱、杨仪以锦囊之计,预先安排处置魏延反叛之法;继则嘱李福曰: “吾不幸中道丧亡,虚度国家大事,得罪于天下。我死后,公等宜竭忠辅主,国家旧制, 不可改易;吾所用之人,亦不可轻废。”继则又嘱杨仪以退兵之道: “我死之后,凡事俱依旧法而行,缓缓退兵,不可急骤。”继则又上表后主: “臣亮赋性愚拙,遭时艰难,分符拥节,专掌均 衡,兴师北伐,未获成功;何期病入膏盲,命垂旦夕,不及终事陛下,饮恨无穷!伏愿陛下:清心寡欲,约己爱民;达孝道于先皇,布仁恩于宇下;提拔幽隐,以进贤良:屏斥奸邪, 以厚风 俗。”及昏绝复醒,又荐可任大事者蒋公琰、费文伟,遂薨。可以说,凡是有关蜀汉兴衰存亡的大事,孔明都想到了,而且都提到了正确的对策,但是, “运移汉祚终难复”,孔明健在之际,鞠躬尽瘁,耗尽无数心力,尚且不能力挽狂澜 ,而凭孔明临终时一番苦心安排,又何能阻挡危厦之倾颓呢?

孔明的悲剧,不在他的早逝。他死时已年五十四岁,即便天假以寿,他的事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。钱谦益笺注杜诗,在《咏怀古迹五首》之五“萧曹”句后引崔浩《典论》曰:“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,英雄奋发之时。君臣相得,鱼水为喻。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,委弃剂州,退入巴蜀,诱夺刘璋,伪连孙氏, 守穷崎岖之地,僭号边鄙之间,此策之下者。可与赵佗为偶,而以为萧曹亚匹,不亦过乎?”钱笺谓:“此诗所以正崔浩之过论也。”按,《咏怀古迹》虽然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倾 心仰慕的感情,但并未从理论上纠驳崔浩之“过论”。事实上杜甫把一切委过于不可知的“运”,反不如崔浩人为究诘人为之“策”为胜。爱德华·波特 的哲学博士论文《诸葛亮与蜀汉》中指出: “诸葛亮神机妙算,但他的根本选择却是错误的。” (转引自王丽娜《国外研究<三国演义>综述》)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,这个意见是正确的。崔浩之所谓“策之下者”,也就是指诸葛亮根本选择的错误性,而其最主要的表现,恰恰就在“委弃荆 州,退入边蜀”的“三分割据纡筹策”的决策上。当然,诸葛亮之所以倡三分割据之说,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,而是取决于当时各方力量的对比。 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注所引张俨 《默记》,比较诸葛亮、司马懿之优劣,就中也透露了若干信息: “孔明起巴、蜀之地,蹈一州之土,方之大国,其战士人民,盖有九分之一也”,又说:“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,然处孤绝之地,战士不满五万,自可闭关守险 ,君臣无事。空劳师旅,无岁不征,未能进咫尺之地,开帝王之基,而使国内受其荒残,西土苦其役调。魏司马懿才用兵众,未易可轻,量敌而进,兵家所慎:若丞相必有以策 之,则来见坦然之勋,若无策以裁之,则非明哲之谓,海内归向之意也。面对“据天下十倍之地”,“据牢城,拥精锐”的司马懿,孔明唯有以攻为守,方能自全 。这种选择,乃大势所定,不得已之举也。

但是,爱德华·波特的意见,从道德观来看,就不一定正确了。诸葛亮的悲剧,正是违背了客观规律,选择了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道路所酿成的。所谓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实际就是不 计成败,知难而进,临危不惧,虽死不悔(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)的崇高、严肃的悲剧精神。古人云: “见可而进,知难而退,军之善政也。” (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)意谓作战时要见机而举,不硬做做不到的事。孔明为报刘备三顾乏殊遇,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,终于赢得一个天下三分的 局面。虽然其处于益州疲敝,危急存亡之秋,要是果能“闭关守险,君臣无事”,也许蜀汉还能苟延一个时候,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至于坏得那么厉声。知难而退,这一选择是明智的,但英 雄也就没有了。

毛宗岗在《读三国志法》中评价诸葛亮说: “历稽载籍,贤相林立,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,其处而弹琴抱膝、居然隐士风流,出而羽扇纶巾 ,不改雅人深致。在草庐之中,而识三分天下,则达乎天时;奉顾命之重,而至六出祁山,则尽乎人事。七擒八阵、木牛流马,既已疑鬼疑神之不 测;鞠躬尽瘁,志决身残,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。比管、乐则过之,比伊、吕则兼之,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。”“达乎天时”、“尽乎人事”、“鞠躬尽 瘁,志决身残”,这几句话讲得好,如果删掉其余的话,就更恰当了。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形象时,一开始便把他置于“天时”与“人事”的矛盾之中,并且一开始便暗示了他失败的结局,从 而一开始便揭示了诸葛亮的出山,是一出悲剧。尽管这样,作者又自始至终郁在肯定,都在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--这是作者最用力的地方,也是最感人,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地方。但一般议 论者,恰恰忽视了这一点,仅仅看到罗贯中赞美和渲染诸葛亮智慧的一面,众口一辞地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。诚然,罗贯中确实刻画了诸葛亮身上这一重要特征,而且有些场面本身就是精彩的喜剧折子戏,如 《群英会》、《草船借箭》、《空城计》等,但这些只是穿插的喜剧手法,并未改变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悲剧性。 相反,突出智慧的一面,更加深了人们连这样聪明能干的人也不能挽回败局的惋惜之情,从而使悲剧气氛更加浓重。况且,在这方面;确实又颇多败笔;致使“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。朱光潜 《悲剧心理学》引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》中奥西安尼德斯之歌:“啊,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,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。”之后说:“这正可以代表悲剧感 的本质。”诸葛亮何尝不是如此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七回,当刘备三顾草庐之前,作者特意安排司马徽再次上场,就是为了渲染悲剧的氛围。因为早在第三十五回,司马徽就向刘备提到了孔明,说:“伏龙、 凤雏,两人得一,可安天下”。然而当司马徽闻知徐庶已荐诸葛亮以自代,刘备真的要请诸葛亮出山之际,却冷冷地说: “元直欲去,自去便了,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 ?”毛宗岗评曰:“水镜之荐孔明与元直之荐孔明,又自不同。元直则相告相嘱,惟恐玄德之无人,惟恐孔明之不出,是极忙极热者也;水镜则自言自语,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,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,是极闲极冷者也 。”司马徽为什么对孔明之出持冷淡态度?其临别之际,仰天大笑的一番话,道出了根由:“卧龙虽得其主,不得其时,惜哉!” “得主”与“得时”,构成了一对矛盾 :得主又得时,难;得时不得其主,君子不为;得主不得时,也难,但君子知难而进!刘备一顾茅庐,途逢崔州平,知其来意,曰:“公以定乱为主 ,虽是仁心,但自古以来,治乱无常。自高祖斩蛇起义,诛无道秦,是由乱而入治也;至哀、平之世二百年,太平日久,王莽篡逆,又由治而入乱:光武中兴,重整基业,复由乱而入治,至今三百年,民安巳久,故干戈又复四起;此正由治入乱之时,来可猝定也。将 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,补缀乾坤,恐不易为,徒费心力耳。岂不闻‘顺天者逸,逆天者劳’?‘数知所在,理不得而夺之;命知所在,人不得而强之 乎?”

就更进一层地点破孔明“徒费心力”的悲剧结局。毛宗岗夹评:“妙在极忙极热之时,偏听此极闲极冷之语。说孔明徒费心 力,是于孔明未出山时早为他临终结局伏下一笔,妙。”罗贯中和毛宗岗都明知孔明之‘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“徒费心力”的结局,却毫无嘲讽讥笑之意,相反都一致地深会了诸葛亮知其不 可而而为之的高尚情操,对他的悲剧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:

顺天者逸,逆天者劳。无论徐庶有始无终, 不如不出;即如孔甲尽瘁而无,毕竟魏未灭、是未吞、济得甚事!……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、州平、广元、公威,而无志决身歼,不计利钱之孔明, 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 ?玄德之言曰:“何敢委之数与命!”孔明其同此与!

这里讲的“顺天”与“逆本”,实际上反映了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两种态度。“出世”,不过是将一切委之于“数”与“命”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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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全文完)